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。躺在冰冷的手术床上，面对着惨白色的灯光，我不禁陷入了长久的回忆。我是杜明远，今年十五岁。这个年纪的男孩，本该在球场上奔跑，在教室里打盹，在深夜里偷偷翻看手机里下载的片儿。而我呢，我躺在这里，像一具尚未死透的尸体，等待着某个时刻的来临。渐冻症。这三个字像一块墓碑，压在我余生的每一个日夜里。从确诊那天起，我的身体就成了一口正在慢慢封口的棺材。起初只是手指不那么灵活，后来是走路时脚掌抬不起来，再后来，吞咽食物都成了一件需要全神贯注的大事。医生说我最多还有两年。母亲哭了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在父亲葬礼之外流泪。她哭得像个普通的母亲，而不是那个在部委大楼里雷厉风行的司长。我却没有太多悲伤的感觉。也许是因为我早就习惯了某种意义上的死亡mdash;mdash;孤独就是一种缓慢的死亡。父亲在我八岁那年出了车祸。那天他答应带我去游乐园，早上出门前还摸了摸我的头，说晚上回来一起吃蛋糕。结果晚上等来的是母亲红肿的眼睛和一群穿着制服的人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是母亲的生日，父亲是去取蛋糕的。从此我不再吃蛋糕。 杜明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