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陈默。这名字是我妈起的，说这孩子从小话少，闷葫芦一个，叫陈默最合适。其实我不是话少，我只是不爱跟外头的人絮叨。跟我妈，我话多得很，多到她有时候拿勺子指着我，说你怎么比巷口卖豆腐的婆婆还唠叨。我就笑，说谁让你是我妈呢。她就拿眼睛剜我，剜完了自己先绷不住，眼角的细纹往上一挑，笑了。我爸走得早，因为一场没道理的事故。我对他的印象已经像一张被水泡烂了的旧报纸，字迹晕开，认不真切了。我妈从来不提他，我也默契地不问。日子就是我们两个人过，锅碗瓢盆，晨昏交替，过了整整十六年。那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过半的时候。外头的世界变了，变得快，变得冷，变得不讲私情。少子化像一场无声的瘟疫，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掉进了冰窟窿里，怎么都打捞不上来。政府先是劝，后来是奖，再后来就只剩下了硬邦邦的条文。那年春天，一纸政令落到千家万户育龄女性的头上——所有适龄未孕女性，必须赴指定医疗机构接受生育能力检测；合格者，不问意愿，统一安排人工授孕。说白了，就是国家替你决定，什么时候怀，跟谁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