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上十点四十，末班车。从公司出来的时候，写字楼底下只剩一家便利店还亮着。那份报表改到第四遍，主管最后撂了句“明天再看”，跟没改一个样。这个点回家只剩公交，二十分钟一班，上去还得晃半小时。我在后排靠窗坐下了。双人座，我占靠窗那半边，背包搁在腿上，左边是空荡荡的过道，背后是凉得发硬的塑料壳。坐垫磨得起毛，顶灯是老式的冷白，照得人眼睛发酸，也照得那几根扶杆反出一层水似的亮。车过两站，上来一个女人。先听见的是鞋跟。细的，一下、一下，敲在车门口的铁板上，不急不慢，像有人拿指甲在心口慢慢划。我抬眼看了一下，本想立刻挪开，眼睛却黏住了。三十出头。齐肩的卷发，发尾压着一点褐色，被汗黏在颈侧。砖红色的唇，妆薄得几乎看不出，眼皮上淡淡一层，压得住，也懒得多涂。眉眼平平地放着，不描不挑，那份端正端得极稳，反倒把整张脸的意思全带偏了——越是这样一张脸，越显得底下那具身子来得蹊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