掀翻两块钱打包盒后，他们当年借的三十万该还了 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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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看守所的电话是在我去医院的路上打来的。

　　接通后，那头是大伯母的声音。沙哑，带着哭腔，跟以前那个尖利刻薄的嗓子完全不同。

　　“小萱，小萱你听我说，大伯母求你了，签个谅解书，让法官给我减点刑，你叔他身体不好，在里面扛不住”

　　我没说话。

　　“当年，当年是大伯母糊涂，你要多少钱都行。”

　　“钱已经拿回来了。”

　　“那就看在一家人的份上”

　　“一家人？”

　　我站在马路边，看着来往往的车。

　　“升学宴上你掀翻我的饭碗，说我是泔水桶里的命。我跪在你家求五万块救命钱，你扔给我一包发霉狗粮。”

　　电话那头没了声音。

　　“你说的对，钱是我爸自愿借的，没人逼。现在判决也是法院依法判的，没人逼。”

　　“小萱”

　　我挂断了。然后把这个号码拉进了黑名单。

　　手术安排在第二周。国内最好的骨科专家主刀。四个小时后，医生出来告诉我手术成功，后续康复顺利的话，父亲可以重新站起来走路。

　　三个月后父亲出院。他拄着拐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，阳光照在他脸上，我看到他笑了。从我记事起，他很少这样笑过。

　　我们用剩下的钱在城南租了个门面，开了一家小超市。不大，五十来平米，但货架摆得整齐，生意稳定。

　　父亲每天坐在收银台后面，跟来买东西的街坊聊天。他的腿恢复得不错，短距离已经可以不用拐杖了。

　　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，平淡，但踏实。

　　两年后。

　　我开着小面包车去批发市场进货，回来走的是城西那条老路。经过当年办升学宴的那家酒楼时，我在路口等红灯。

　　酒楼的后巷里，有个人蹲在地上。

　　他穿着油腻的灰色工服，正把一桶桶剩饭剩菜往泔水车上搬。

　　红灯还有三十秒。我多看了一眼。

　　是表哥。

　　他比两年前老了不止十岁。头发剃成了短寸，脸颊凹陷，手上全是冻疮。搬泔水桶的时候弓着腰，汤汁洒出来溅在他裤腿上，他也不擦。

　　提前出狱了。但有了案底加上只有高中学历，能找到的工作大概也只有这种了。

　　他把最后一桶泔水倒进收集车，直起腰的时候，似乎感觉到有人在看他。他转过头，隔着二十米的距离跟我对上了视线。

　　他愣了一下。

　　我没有任何表情。

　　绿灯亮了。

　　我踩下油门，面包车驶过路口。后视镜里，那个身影越来越小，最终消失在巷子的阴影里。

　　后来我从别人嘴里听说，大伯和大伯母也出来了。三个人挤在城中村一间地下室里，漏水，发霉，十二块钱一天。

　　表哥动不动对父母拳打脚踢，把所有的恨都发泄在他们身上，三个人每天吵得整栋楼都能听见。

　　我没有再关注过他们。

　　超市门口的梧桐树发了新芽。父亲坐在门口的躺椅上晒太阳，手边放着一壶茶。

　　他喊我：“小萱，今天进的橙子甜不甜？给隔壁王婶送两个去。”

　　“知道了。”

　　我拎起两个橙子出门，阳光落在肩膀上，暖烘烘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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